中国太阳能投资巨大还需政策鼓励

也就是说，在1/3的气象条件下，北京非常容易形成重污染天。

据世界经济论坛介绍，绿色达沃斯的发起，正是为了应对论坛期间大量人员和车辆涌入这个宁静小城所带来的环境压力。随着世界经济论坛影响力不断增强，每年1月底齐聚这座瑞士东南部小镇的人数越来越多。

论坛不仅给行驶在会场周边区域的车辆制定了严格的排放标准，并规定车辆等候时必须熄火以减少排放，还将穿梭于宾馆和会场接送与会者的接驳班车的等候时间缩短到7分钟。25日，来自某环保组织的活动家占领了离会场不远的一个加油站，抗议其所属公司的北极圈石油开采计划，要求论坛停止邀请该公司代表参会。她说：各国政界和商界领域领袖已意识到，需要寻求将环境保护涵盖其中的新增长模式。据介绍，安装工作将于年底完工，届时每年将给达沃斯减少20多吨的碳排放。本届论坛参会者有2500多人，还有500多名前来报道论坛的媒体等。

今年论坛在让达沃斯变绿方面一个更大的举动是与达沃斯市政当局以及相关企业合作，给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会议中心屋顶以及附近的游泳池安装光伏太阳能电池板她说：各国政界和商界领域领袖已意识到，需要寻求将环境保护涵盖其中的新增长模式。而且，官员们一手抓节能降耗，一手抓耗能工业发展的纠结已成为我国部分地方发展中的常态。

1月13日上午，北京市气象局发布历史上首个霾橙色最高预警，提醒市民尽量减少外出，而且这一雾霾空气还将持续数日。齐晔认为，这最终导致执行力的下降与节能减排效果的减弱。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推进我国低碳治理的改革中，抓住政策执行难这一突破口确实等于抓住了要害。但建筑节能标准往往要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体现，执行起来非常费劲，并且浪费大量资源。

此外，现有的官员晋升机制锦标赛是导致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型目标，与节能减排目标为主的规制型目标权重失衡的主要原因。对于齐晔的观点，原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经贸委司长白荣春也表示赞同

面对中国式低碳治理的困境，白荣春表示：我国低碳治理难度很大，必定将会是一个渐进推动的过程。该报告称，以节能目标责任制等政策执行模式为主形成的中国低碳治理体系呈现出一种高位推动、层级治理、多属性整合的体制特色。齐晔认为，这最终导致执行力的下降与节能减排效果的减弱。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在近日举办的中国低碳发展论坛上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指出，尽管我国早在2006年便在十一五规划中确立了节能目标责任制，但由于政策执行难的问题，导致中国低碳治理体系内生出各种负面激励因素，以至于当前节能减排未达到预期的最佳效果。

此次我国多地空气污染的集中爆发，凸显出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对环境造成的持续影响。地方政府或企业设定的目标虽然是确保低碳指标实现，但所有的考核指标中，低碳只占了很小的比重。这条深褐色的污染带从东北延伸至中部穿越整个中国，而其中污染最严重、最密集的区域当属京津冀地区。如果这些负面因素占据上风，今后毒空气的出现将不再仅仅是个案。

渐进式改革齐晔指出，这些负面因素相互融合作用，强化了目前我国减碳效应总体衰减的趋势，中国低碳转型路径面临不断收窄的挑战。度过2012年玛雅末日危机的北京市民，又在2013年年初沦陷进一场看不见的危机中。

但建筑节能标准往往要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体现，执行起来非常费劲，并且浪费大量资源。政策执行难近年来，尽管中国在节能用能、提高能耗、发展非化石能源等领域出台了多项重要政策，并形成一个较完善的政策体系，但在政策执行方面却常常给人以纷繁甚至杂乱之感。

这种中央主导的行政发包制违背了多目标优化原则，忽略了各地能效差异和节能潜力的现实，为能耗目标的完成进度制造了先设性障碍。政策执行难不仅表现在实现政策目标难度大，而且表现在政策执行手段的极端性。此外，现有的官员晋升机制锦标赛是导致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型目标，与节能减排目标为主的规制型目标权重失衡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地方政府往往既是救火人，也是放火人。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目前如能源价格改革、资源税等方向性动态均正在研究中。他认为，执行低碳发展政策之所以如此困难，原因在于各地方政府的施政重点为促进经济增长，而非低碳发展。

其中除山东、内蒙古等4省区外，有高达27个省区制定的能耗规划指标低于中央分配的指标。齐晔举例说，2010年有部分地方政府为实现节能目标，甚至采取了停工停产、拉闸限电等极端措施，这充分体现了政策执行之难以及政策执行者的无奈和无力。

齐晔也认为，对当下中国而言，理性的选择是通过渐进式的制度调整，逐渐建构可行的体制机制来打破既有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十一五以来，中国节能监管和政策执行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

政府如何更好地推进节能减排与低碳发展，将成为关系未来中国环境优劣的决定性因素。水电、风电、太阳能光伏等发展迅速，在这些领域政策执行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并不困难。

如 十一五初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发了十一五期间各地应完成的节能指标，除山西、内蒙古等8个省（自治区）被分配了7个不同档次的目标，其他省份都统一分配了20%的目标。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推进我国低碳治理的改革中，抓住政策执行难这一突破口确实等于抓住了要害。因为一旦在政策执行中发生偏差，节能减排的有效性就会出现问题。机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可以在设计和制造环节上把关，同一型号的汽车可以完全一致。

譬如通过优化既有的行政发包制，注入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因素，实现基层政府、社会居民、非政府组织对低碳治理的平等参与。太阳能光伏则是自下而上的企业到产业推动模式。

节能政策执行是基于政府行政体系、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模式。但与此同时，这种中国式的低碳治理体系也内生出各种负面激励因素。

1月10日，由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3）》也在中国低碳发展论坛上正式发布。而且，官员们一手抓节能降耗，一手抓耗能工业发展的纠结已成为我国部分地方发展中的常态。

1月13日上午，北京市气象局发布历史上首个霾橙色最高预警，提醒市民尽量减少外出，而且这一雾霾空气还将持续数日。节能目标责任制的建立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以专业工业管理部门为执行主体的、条为基本架构的政策执行体系，转变为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执行主体的块型体系。对此，齐晔认为，这与节能、风能和光伏领域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政策执行模式有关。雾霾笼罩下的城市这场严重的空气污染不单影响着北京，自1月9日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均被雾霾所笼罩。

风电开发是在政府引导下、依靠市场机制自发执行的模式。冯飞认为，中国适合以命令与控制的方式推行低碳治理，但又不能完全依靠这种行政手段。

改进官员晋升考核机制，建立基于社会民众福利、生态环境改善等指标为主的政绩考核和问责制度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研究员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指出，今后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的改革必须是以条、块结合为主的均衡化管理。

例如，针对交通和建筑节能标准的执行手段就非常不同。此外，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及其造成的政策执行梗阻与信息失真、分税制下尚未形成相机抉择的低碳财政机制等因素，均是引发中国低碳治理实践困境的重要因素。